“是摄影师拍摄照片，不是相机。没有人会问海明威用什么牌子的打字机。”《纽约时报》的普利策奖摄影师达蒙·温特对“器材决定论”嗤之以鼻。
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说：“iPhone是最好的相机。”
今年8月，第七届iPhone摄影大赛(IPPA：iPhone Photography Awards)评选结果揭晓，苏格兰摄影师霍莉·韦斯利(Holly Wesley)以一组野马照片问鼎年度摄影师大奖。霍莉对马情有独钟，她Instagram上的摄影作品都与马有关，这些精致飘逸的照片大部分出自她随身携带的iPhone5手机。
IPPA摄影比赛始于2007年，是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iPhone摄影大赛。每年，赛会组织者会收到来自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上万件参赛作品。参赛者中，专业摄影师占了很大比例。
越来越多的专业摄影师放下手中的小钢炮，拿起了小巧的手机和卡片相机。美国加州摄影师凯文·拉时(Kevin Russ)曾经有四年时间专注于专业人像摄影，这份工作并没给他带来任何名气和掌声，甚至连说得过去的收入也没有。凯文对创作丧失了信心和激情，他放下相机，一度远离和摄影有关的一切。
几年后，他又回来了。这次，他走出摄影棚，把镜头对准了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他使用的摄影工具不再是长枪短炮，而是一辆汽车和一部iPhone手机。同为野生动物摄影师的Jaymi Heimbuch这样评论凯文的摄影作品：“不是只有最新潮、最高端的摄影器材能捕捉这个世界的美景，你需要的是带着艺术家的双眼，走到景色身边，你手中的器材足以捕捉任何瞬间的美丽。凯文·拉时就是这样的摄影师。”
流浪汉和保姆买不起昂贵的相机，这恰好成就了他们。
像凯文一样带着Pocket Camera(口袋相机)去旅行的还有Apo Japo。索尼NEX系列和佳能伊克萨斯系列机型是他的主要摄影器材。卡片相机在曝光控制的可塑性上远不如专业单反相机，为了弥补这一不足，Apo Japo常常对同一构图进行多次拍摄，每次选取不同的曝光点，再在后期制作中将曝光准确的部分重新拼接，从而得到一幅满意的摄影作品。Apo Japo用这样的方法拍摄了拨云见日的阿尔卑斯山脉，险峻的挪威圣坛岩，日出时分的意大利多洛米蒂山，照片里神秘而庄严的欧洲图景丝毫不逊色于《国家地理》的大片。
“是摄影师拍摄照片，不是相机。没有人会问海明威用什么牌子的打字机。”《纽约时报》的普利策奖摄影师达蒙·温特(Damon Winter)对摄影的“器材决定论”嗤之以鼻。他曾以iPhone手机拍摄《驻阿富汗的美军生活》，这组作品还让他赢得了国际年度摄影比赛新闻类组图的第三名——这不是一场iPhone摄影比赛，而是iPhone手机和单反相机的同场竞技。
一些摄影师开始用戏谑的方式挑战摄影器材的权威。日前，俄罗斯摄影师阿列克谢·卡尔加托夫(Alexey Kljatov)拍摄的一组雪花微观图片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引起了疯狂转发。拍过雪花的摄影师数都数不过来，阿列克谢·卡尔加托夫有什么特别？原来，网友感兴趣的是和作品一起被晒出的摄影器材——一台上市于2007年的佳能A650相机。卡尔加托夫用胶带和木板把一支从老胶片相机上拆下的镜头固定在卡片相机镜头前端，让雪花落在一块表面光滑的玻璃上，再用LED灯打光。一堆老掉牙的设备却呈现出一个梦幻般的微观世界，摄影师的创造力和拍摄技术实在值得敬佩。
热衷于研发相机的不止卡尔加托夫一个，流浪汉摄影师米洛斯拉夫·蒂奇(Miroslav Tichy)的名声要更响亮些。他用易拉罐、纸筒、废弃香烟盒、树脂镜片等材料自制了一台相机，并用这台没有光圈、快门指数、感光度、白平衡的相机坚持影像创作40多年。
摄影是米洛斯拉夫·蒂奇的信仰，他的走红让全世界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肃然起敬。1926年，蒂奇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小镇Kyiov。少年时，他曾离开小镇到布拉格艺术学院学习美术。但他没能顺利毕业，很快又回到Kyiov。此后，蒂奇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捷克小镇。上世纪60年代初，蒂奇放弃了画画，开始带着自制的相机游荡于小镇的各个角落，拍遍了小镇的大街小巷。
他的作品只有一个主题——女人。在40多年的摄影生涯中，蒂奇拍摄了数目惊人的女性影像。他热衷于用相机捕捉镇上女人们的每一个小动作：他拍穿泳衣的女人、吸烟的女人、和男人调情的女人……从头到脚的破烂行头是他最好的掩护——没有人把拿着“纸筒”的流浪老头和摄影师联系在一起。
2000年，蒂奇的摄影作品逐渐被摄影界接受并承认，他拍摄的那些女人影像开始在世界各地展出。当然，一起展出的还有那台破烂相机。
没有钱买相机的还有和蒂奇同年出生的美国保姆薇薇安·迈尔(Vivian Maier)。她生前用Rolleiflex双反相机拍下的10万多张美国街头负片在芝加哥西北部的一幢老房子里被发现，底片的曝光让她一夜间成为摄影界的女梵高。薇薇安出生于法国，犹太人的身份注定了她二战期间的漂泊。1951年，薇薇安先在纽约落脚，并于1956年迁至芝加哥。也许是孤独寂寞所致，也许是法国人骨子里的艺术天分，薇薇安边做保姆边拿起了相机，她在买菜、买奶粉、接送孩子的路上捕捉了半个世纪的美国街头图景。
2011年初，“寻找薇薇安·迈尔：芝加哥街头摄影师展”在芝加哥艺术中心开幕。老双反相机里的芝加哥和薇薇安一样安静从容，那些跨越了50年的影像构图精巧，韵律优美，宛如大师作品。《纽约时报》评论薇薇安说，她是能与哈利·卡拉汉媲美的摄影大师。
流浪汉和保姆买不起昂贵的相机，这恰好成就了他们。
也许就是为了多拍，森山大道最常做的事是带着一台傻瓜相机去扫街。
浮躁的时尚圈从来不缺少哈苏、5D和莱卡，摄影器材的重量决定着影棚主人的权威。嬉皮士泰利·理查森(Terry Richardson)不理时尚圈的“潜规则”，无论面对多大牌的好莱坞明星、流行歌手，他手中咔咔作响的永远是一台巴掌大小的卡片机。泰利对使用傻瓜相机为Vogue、The Face等大牌杂志拍摄封面大片的官方解释是：“视力有问题，用单反相机没法准确对焦”。其实谁都知道，那只是托词罢了。他在挑战时尚圈的审美，他是摘了白色假发的安迪·沃霍尔。
“相机的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怎么去用它”，这才是泰利的真心话。他的镜头喜欢性感的女模特，没有华丽的服装，没有精致的妆容，他要捕捉模特的情绪和动态，用纯色背景和强光暴露瞬间定格的真实。泰利开创的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极简主义至今影响着时尚圈的审美趣味。
泰利常被称为“情色摄影师”，女人和性是他作品中永恒的主题。泰利说，他和他手中的傻瓜相机不是在拍摄照片，而是在制造照片。他动用酒精、药品、裸体，以及一切用得上的资源来调动拍摄现场的气氛，营造出专属于泰利·理查森的时尚气场。
泰利曾贴身跟随Lady GaGa一年多，拍下近10万张照片。在《Lady GaGa × Terry Richardson》的发布会上，同样离经叛道的Lady GaGa说：“每张照片都是不可预期的，这就是泰利·理查森。”
在傻瓜相机摄影界的名气和泰利·理查森一样响亮的恐怕只有日本摄影大师森山大道了。“要多拍，不要想太多”，森山君的名言激励了一代日本摄影爱好者。也许就是为了多拍，森山大道最常做的事是带着一台傻瓜相机去扫街。接受媒体采访时，森山说：“摄影对我来说就是来到街头，邂逅各种各样的事物，通过照相机这个手段转换成摄影影像，然后通过摄影方式形成一种新的欲望、新的世界。”不安、寻找和欲望是森山创作的主题，他用黑白、模糊和粗狂的城市图景来表达这一主题。在他最著名的作品《野狗》中，动物双眼所流露的冷漠和迷茫曾让无数人心生寒意。
很多人说，是傻瓜相机成就了森山大道。森山投入摄影创作之初并不被看好，甚至一度因接不到工作而生活窘迫，这让他萌生了离开摄影圈的念头。离别之际，他以一本摄影集《告别摄影》与曾经的梦想说再见。没想到的是，这本告别之作竟轰动日本摄影界，帮摄影圈留住了森山大道。从此，森山的摄影创作数量更大，风格也更加随性，理光、奥林巴斯卡片机，甚至一台塑料LOMO到了他手中都能变成纪录光影的利器。
森山大道的拍摄量有多惊人？2006年，他在中国上海街头“扫射”三天，随后就出版了一本以上海为主题的画册集。
决定摄影作品好坏的从来不是手中的镜头，而是镜头后面的你的脑袋。
中国人对奢侈品的理解停留在“商标崇拜”阶段，评判摄影水平高低基本以镜头长度为主要依据。任何人扛起一台5D Mark3就能自称摄影师，并毫不费力气地约妹子拍照吃饭谈恋爱。
“摄影作为一种娱乐，已变得几乎像色情和舞蹈一样广泛。”苏珊·桑塔格30年前就在《论摄影》一书中预见了今天这个影像泛滥的时代。
人人都是“摄影师”，拍照还是门艺术吗？
在中国摄影师任曙林看来，今天才是摄影最好的时代。“再也出不来像王羲之、颜真卿一样的书法家了，因为我们写毛笔字的人越来越少，只有那个人人写得一手好字的年代才能酝酿出书法大师”，任曙林用书法比喻摄影。他觉得，只有越来越多人懂摄影、喜欢摄影，才能逼着摄影师追寻更高的艺术境界，尝试更大胆的影像实验。
任曙林曾用10年的时间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影像集，见证了一代人的纯真与美好。那时候，他手中的摄影器材是单位的胶片单反相机。
“卡片相机是最伟大的发明，它一只手就可以完成任何角度的拍摄，它解放了摄影师的双眼，我们可以更好地照顾到构图和环境的关系。”任曙林早把笨重的“无敌兔”装进了箱子里，卡片机是他现在最得心应手的摄影工具。
首届“沙飞摄影奖”获奖者陆元敏也是一位反器材摄影师。他坚信摄影是需要技术的，但这技术和器材没有半点关系。这位热衷于街头摄影的海派摄影师对器材的最高要求是易于携带和隐蔽性好，所以，卡片相机是他最好的创作伙伴。
摄影圈里有句老话：“最好的相机就是你手头的那一台。”决定摄影作品好坏的从来不是手中的镜头，而是镜头后面的你的脑袋。
